1918年，卢兴国出生在贵州黄平县大山深处的良田村一个农民家庭。卢兴国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好学，年年的成绩都十分优秀。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共产共妻”、“红军来了要鸡犬不留”等反动宣传，1934年9月底，黄平县一带的民众听说红军队伍要来了，都纷纷四散躲避。卢兴国当时在县城念书，他和同学们被学校遣散回家。因走得匆忙，卢兴国忘了将置放于箱底的几块银元带回，父亲迫令他第二天清晨赶往30里外的县城取钱。当他走到一处叫罗朗的地方时，遇到红军先头部队。红军怀疑卢兴国是敌人的探子，就将他带到黄平县的古镇旧州设在天主堂的师政治部。通过审查，卢兴国被确认为学生后，动员卢兴国参加工农红军。在不了解红军的情况下，卢谎称家里还有年迈的老母无人照顾，第二天就赶回家里。

卢兴国离家一天的时间，家里就发生了变故。卢父由于孩子去学校取银元没有回来，就上县城寻找，村里的地痞趁机向国民党县政府诬告说卢家父子和堂叔、堂兄等5人“通共匪”。县里先后派出两批差役来抓卢兴国。第一次来抓人时，卢家好酒好肉招待差役，并贿赂了大烟和“行脚费”，卢兴国没被抓走。第二次是在卢兴国到邻家玩耍回来的一个晚上，刚出门就被两个县差拦住，準备用铁链锁他的脖子。由于卢兴国自幼习武，没把这两个差役放在眼里，顺手抓住铁链往前一带，两名县差被互撞得懵懵懂懂，不知天南地北，卢兴国趁势跑脱。

从此，卢兴国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深悔当初没有跟随红军而去。卢兴国担心县里再抓他入狱，就跑到学校躲藏。此间，正逢国民党二十五军到黄平来招收教导队学生，卢兴国心里惦量：与其在学校躲藏，不如先报名投军离开黄平，以后再寻机投奔红军。于是与近百名青年报名应徵。他们被带到都匀后，没有编入教导队，而是编入桂军第七军二十四师特务连。在1935年3月的一个晚上，卢兴国数人趁夜逃到麻江县下司镇，经龙里奔向贵阳。到达贵阳时，卢兴国等人已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正巧遇上一位同学的哥哥——时运钧，时知道卢兴国等人的遭遇后，把卢兴国等人介绍到他所在的国民党二十五军特务团三营九连当兵。同年7月入川，11月部队开往汉口。不久，他们听说部队还要北上，大家都不想离开贵州太远，加上卢兴国等人不愿意给国民党反动派效力。在大家密议下，排长偷偷将部队里数百两大烟变卖成盘缠分给大家，组织众人逃回贵州。1935年12月，卢兴国从报纸上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战火，热血沸腾的卢兴国对蒋介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消极抵抗思想极大愤慨。放弃了回乡的念头,决定先到驻在汉口的东北军一○五师报名入伍，以后再想办法寻找红军。此后，他随军到达西安，在这里目睹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着芦沟桥事变的爆发，国民党一○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卢兴国被编到二营迫击炮排。1937年9月，卢兴国随部开赴津浦前线参加抗战，在沧州西花园与日军作战中，由于国民党反对派腐败无能，军无斗志，部队节节败退。1938年1月中旬回到武汉。卢兴国在武汉期间，从生活书店中阅读了《毛泽东自传》、《朱德自传》、《平型关大战》等进步书刊，心中受到极大的触动。回想自己跟随国民党军队在津浦、淞沪战役中的惨败情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日相比，最终看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卢兴国对寻找中国工农红军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

一天，一○五师一旅军士连的朱孜兢（1936年在白区的中共党员，后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向卢兴国等人介绍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意义，卢兴国深受鼓舞，积极表示愿跟随朱孜兢等人去敌后打游击。1938年2月上旬，卢兴国与数十人从汉口出发，经东北五十一军驻扎在河南郾城留守处。在这里，卢兴国与战友冯世潭在中共组织的考查和安排下，参加了张学思和黄显声两位将军开办的东北人民抗日先锋队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为期十余天的学习中，卢兴国第一次接触了马列主义基本概念和哲学基本问题，对国内形势有所了解。后来，在周恩来同志的帮助下，卢兴国等人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3月14日，卢兴国与朱军、王辛、张现实、唐丕光、陈建中、韩振声、李明、罗文、冯世潭等10名战友持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向延安进发。为了防避国民党反动军警的纠缠，卢兴国与冯世潭扮成国民党军队的勤务兵，其他人身着黄泥军装，胸佩军校结业证章，腰挎“成功成仁”佩剑向陕西进发。一行人所到之处，国民党军警、宪兵一路放行，顺利到达西安。

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设在七贤庄，在办事处熊静同志（建国后改名熊天靳，民政部顾问）的安排下，这10名热血青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卢兴国与战友们于1938年3月22日由西安出发，行程350余公里，走了9天到达延安。

延安抗大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干部的学校，创办于1937年1月。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许光达，训练部长陈伯钧。卢兴国等人到延安第二天，在北门教场聆听了刘少奇的《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形势》报告。4月2日，卢兴国顺利通过抗大入学考试，编入第四大队十四中队攻读两个月的政治预科课程。卢兴国与冯世潭等战友在参加抗大开学典礼中，毛泽东亲临学校给他们作政治报告。

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黑板是用石灰泥土糊成，学员们上课时，每人一条木凳，既当坐凳，又当课桌。上课一般是露天上课，大家搬来小木凳，有的时候乾脆坐在背包上听教员讲课。学校在发生纸荒时,学员们常常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作业本使用。晚自习点的是一盏无罩煤油灯，煤油是延安自产的，燃起来不仅有一股浓烈的臭味，而且黑烟浓，眼脸靠近油灯时，往往会被熏得面目全非。虽然这样，卢兴国的心情是非常兴奋的，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慾，对党的知识和文化知识如饑似渴地吸收着。由于劳动积极，在学习期间获得抗大颁发的“斯达哈拉夫”运动奖。

在延安，给卢兴国心灵最大的触动是，延安的官兵关係、军民关係十分融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平易近人，在生活和衣着上，与战士没有区别，官兵与老百姓都是以同志互称，相互礼让。从这些融洽的党群和军民关係、组织纪律和思想作风上，卢兴国坚定了为革命而奋斗一生的信念。

在政治队学习结束后，卢兴国被编入军事队学习。军事队学的是本科专业，学习的理论比预科班要深奥得多，如《政治经济学》、《联合兵种》、《步兵战术》等等，可谓是既学文又学武。卢兴国当时在军事队二区队四班任班长,与他同窗就读的,有后来成为我国着名作家的魏巍、原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朱德之子、原天津铁路局负责人朱琦等人。在抗大学习半年的时间里，卢兴国不仅思想上趋于成熟，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了很大进步，这对他后来的戎马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政治队到军事队，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特别是在聆听李富春同志作的《共产党为什幺要发展新党员》的报告后，卢兴国对党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愿望日益强烈。1938年4月的一天,卢兴国给曾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贾鹏飞同志表达了自己入党的要求,政治队副队长汪应中、指导员王延年先后找卢兴国谈话，勉励他积极上进。1938年5月28日，这一天是卢兴国终身难忘的日子。傍晚掌灯时分，王延年指导员把卢兴国和两名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块宽长20×30厘米，上面贴着“CCP”三个“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的红布，慎重地对他们宣布：“学校政治部批准你们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你们要铭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举手宣誓时，卢兴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38年10月3日，卢兴国以优异的成绩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参加了第一个东北干部队，不久分配到时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部下的一分区工作。

以后卢兴国在部队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务，为我国的军队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