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名叫比埃罗的12岁的法国儿童和他妹妹、五岁的尼高尔及小伙伴培培尔等人得到一只绘着孙悟空形象的风筝。风筝上附着一封信，是由北京小朋友宋小青写的。比埃罗想给写回信，地址却被培培尔赌气拿走。比埃罗请求孙悟空帮助。孙悟空答应下来，并帮他和妹妹一起来到中国。两个孩子经历了许多奇异的事情，最后在北海的桥上遇到了几名中国小朋友，其中一个还会讲法语。在中国小朋友的热情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正与许多小朋友一起在天坛放风筝的宋小青。比埃罗高兴得叫了起来。这时，他突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比埃罗惊醒过来，才发现这一切都是梦。培培尔认识到错误，把地址还给了比埃罗。几个小朋友一起给宋小青写了回信并连同另外一封信交託给风筝，让风筝去把信带回到遥远的中国。

1955年，法中友协电影委员会的委员罗歇·比果写信给时任中国中央电影局长的王阑，提议与中国合拍一部儿童片，用一只风筝串连北京与巴黎的时空，联结中法两国儿童的友谊。在得到中方赞同后，比果一边创作剧本，一边寻找拍摄资金。剧本创作得到了旅居巴黎的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帮助。片中的风筝起初构想是蝴蝶图案的。得知剧体的创意后，伊文思在1956年访问中国时特意寻觅到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带回法国，送给比果作为参考。正是这只风筝给了比果灵感，把中国的孙悟空引入影片。

1957年3月底，法国电影界代表团应邀访华，中法双方正式确定了《风筝》的拍摄事宜。7月底，影片在巴黎开拍，仅花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占全片三分之一的法国外景。9月10日，影片在北京的北海开始拍摄中国部分。

影片中的8个小演员多数没有拍戏经验，而且其中有3个法国孩子，拍摄时，中国小孩说中国话，法国孩子说法国话，互相不解其意，闹过不少笑话，不是在彼此对白中找不到应有的感情交流，就是一方已经说完而另一方仍傻愣愣地在等待。经过磨合，剧组摸索出了分而治之的对策，由中法导演各自负责调教本国小演员。在拍摄尼高尔与中国孩子林林拿着绒鸟相互逗笑的场面时，近景镜头要求演员表情充分而细緻，但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五岁半，怎幺也笑不自然。中、法两个导演便蹲在地上分别按各自国家的习惯给两个孩讲笑话逗乐，当孩子终于真心地笑出来时，守候在一边的摄影机就偷偷开始拍摄。

该片的涵义深刻而耐人寻味，是一首歌唱和平、友谊的诗。它通过神话般的幻想，反映了中法儿童不同的生活面貌，表达了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热爱和平友谊的感情，令人印象深刻。（《北京文艺》评）

该片思想内容深刻，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艺术魅力，给人留下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影片从一开始就採用富有浪漫主义的手法，激发观众积极向上的幻想。影片的编导有力地把握住孩子们纯真、大胆的心理和性格特点，通过比埃罗的一场美梦，强烈地表现了比埃罗和尼高尔寻求崇高的和平友谊的热切愿望，又以极富幻想的浪漫手法赋予孙悟空完成“和平使者”的使命，自然而巧妙地把巴黎和北京联结起来，为中、法两国儿童之间建立珍贵的友谊铺下一条宽广的道路。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原是一个反封建统治、反抗暴力的典型，而这部影片却给孙悟空的形象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是一种大胆的突出的艺术创造。通过这种艺术夸张，影片不但深刻地表现孩子们的活泼、勇敢的倔强性格，单纯、诚挚的可贵品质，而且以极其丰富的想像激励着孩子们追求光辉的理想与崇高的友谊。该片的浪漫主义色彩丝毫没有脱离故事情节发展，恰恰是紧密地围绕着主题的思想内容，具体地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整个故事始终充满激情，鲜明、细腻地表现法国小朋友比埃罗寻找和平友谊的愿望，使观众感到主题非常亲切而又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编导巧妙地把握了小朋友活泼、勇敢、纯朴、机智的特点，虚构出一幅热情神奇的图画使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达到完美的统一，既丰富多彩，生动新颖，又富有强烈的感染力。（《百花》评）